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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移民大部分采取投亲靠友的方式,将独立迁出的户口挂在亲友户口簿内,但他们中大多数被限制报考,最终被清退原籍
听到自己被清退回湖南参加高考的消息时,高洋神情非常黯然,一番辛苦却落得一场空。尽管对这种风险早有心理准备,但真落到自己头上时还是难免伤心。
何风一直为好朋友高洋感到难过。在黔南州招生办阻击“高考移民”的清查中,高洋不幸落马。而他们心里都清楚,高洋的命运可能就此改变。何风说:“要是在贵州考试,他一定能上重点,回去就难说了。”
和高洋不一样,何风属于投资商子女,符合地方政策并顺利而合法地获得贵州籍户口的高考资格。
根据新出台的《贵州省普通高校招生户籍审查规定》,达到投资额要求的投资商子女,只要在报考前已随父(母)取得贵州户籍的就可以在贵州参加高考。具体条件不等,如在贵阳市等地需投资50万元以上,而在国家级、省级贫困县则需投资20万元以上。如果是集体投资的,总投资额在150万元到500万元不等,但集体投资中个人投资额必须在20万元以上。
据黔南州招生办主任奚屈华介绍,全州向省招办上报属于投资商子女的高考生为22人。有1人因投资额不足被限制报考省内二级学院,其他人获得和贵州本土考生同样的报考资格。
此次清查出来的外地考生为88名,往年一般为三四十名,相比之下今年的数字增长倍余。他们80%以上来自湖南,其余基本为四川籍。这些考生集中在都匀、福泉和瓮安三地。奚屈华解释说:“他们也会选择呀,这几个地方教学质量较好,考上的机会更大。”
“移民”考生大部分采取投亲靠友的方式,将独立迁出的户口挂在亲友户口簿内。另有两名来自北方的考生是老干部的孙辈,申请来都匀照料老人而取得在当地考试的资格,但仍然和大多数外省籍考生一样被限制报考,最终有26人被清退回原籍。
不过,据了解,“高考移民”的现象在黔南州尚不为烈。就以往情形而言,六盘水以及和湖南交界的铜仁、黔东南州更受外地考生青睐。
记者曾与六盘水招生办询问相关情况,得到的答复是没有这种现象。而当地某中学教师透露,几乎各中学都有。不过现象没有以前严重,因为读大学的机会毕竟多了。该教师提到一个新的变化,学校争相抢要成绩好的“高考移民”,甚至协助对方办理相关手续。变化的原因则是由于家长对学校竞争力的关注点已从录取率转为名校录取数。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对来黔考试的“移民”曾有过统计。据透露,每年大约在2000人左右。
由于国家放开高考年龄限制,社会考生成为高考大潮中的新支流。有人怀疑,外省籍考生潜入其中的可能性或许更大,至少省略了高中这一关,因为不是每个教师都愿意承担这种风险。但奚屈华认为这个空子不好钻,除了年龄外,户籍和学籍等条件二者的要求是一致的。
为了解近年来的变化,记者曾与省招生办联系采访事宜,不过受到婉言推辞。造访当日,其负责人在获悉记者来意后说,该事项能否接受采访以及哪些内容能公开需经讨论研究后决定。四天后,有关人士电话回复记者说,由于清理“高考移民”不仅涉及教育部门一家,如内中可能涉及户口交易等不良现象,故不便接受采访。
有评论说,每年一定有相当比例的人能钻过户口或学籍等森严的藩篱而成功登榜,否则就无法解释年年查年年有的现象。
高考移民认为,不同的招考分数标准损害了他们的高考权益。既然考题一样,录取又是按分数多寡来衡量,那么在哪里考都应该一样
很多人对“张长安事件”记忆犹新。张原系六盘水市汪家寨中学教师,在1996年和1997年期间,为26名湖南籍学生伪造材料骗取贵州籍考生资格,其中18人被省内外高校录取。事发后,已录取的考生被清退,而张也被捕归案。
上世纪90年代末,与湖南交界的某开发区为带旺房地产销售,鼓励外地考生购房入户并许可在贵州参加高考。此举果然奏效,200多名考生闻风而至。然而,当地考生家长对此极力反对并有抵触行动,后来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下才得以平息事态。
年年都要清查“高考移民”的奚屈华颇有感触地说,一旦控制不好,当地的家长和考生就要为之产生矛盾。
原因是众所周知的。很多家长害怕来自省外的考生挤占有限的招生名额,从而对自己的孩子产生不利影响。“高考移民”成绩普遍比当地考生好,参考人数多了,分数线就会更高,指标就会被挤占。尤其是成绩说好不好,说差不差,可能巴在高考线边缘的学生家长反应最为明显。
贵阳黄姓女孩对此记忆尤深。她第一次参加高考时,老师认为以平时成绩来看应该能上,但没想到当年“高考移民”特别多,分数抬高了,她也遗憾地与分数线擦肩而过。
利益和高考线直接相连。“高考移民”群体最大的理由就是,不同的招考分数标准是不公平的,损害了他们的高考权益。既然考题一样,而录取又是按分数多寡来衡量的,那么在哪里考都应该一样,不能用出生地的不平等来代替高考的平等。前年曾有3位青岛市考生,向法庭提出状告教育部的请求,理由是他们的高考成绩放在北京能上重点本科,但在青岛却连专科都上不了。
贵州和邻近的湖南、四川相比,高考分数线差距是相当直观的。尤其是理科的一般本科分数线,差距可达100分以上。2002年,连湖南文科一般本科分数线也比贵州高出84分。
而封堵“高考移民”的理由是他们破坏了当地的公平竞争环境,侵害本土考生利益。
何风因为父亲投资沾了光,对这个问题比较低调。不过,他坦诚,在他所知道的范围内,“移民”的同学们大都是抱有“不同分数线不公平”的想法的;同时,也有比较功利的态度,就是只想利用这种分数差来成功“移民”并如愿考取理想学校,而不想探究其中的原委。
但是,反对“高考移民”的人则可以搬出一大堆理由。从历史沿革来说,连明清科举也是各省分配名额,以免天下进士十之八九出自江浙,这对全国的政治经济平衡会产生不利影响;从教育投入来说,发达省份是贵州的几倍;从师资力量和教学水平来说,贵州也远远无法和发达省份甚至中部省份抗衡;从地理条件来说,像贵州这样的山区要发展教育目前显然受到无法克服的制约;从高中毛入学率低来说,贵州等西部省份很多学生在高考之前就被“分流”……
一句话,分数低不完全是考生自己的因素。如果统一分数线,他们无法承受这些自身以外的因素所转嫁的伤痛。比如说,一个贵州籍和一个江苏籍考生在智商和努力程度接近的情况下,后者的分数十有八九高于前者。因此,教育学院实验中学和八中的两位语文教师不约而同地向记者表明她们的看法,“统一分数线会造成更大的不公平。”
省政协委员、贵州工业大学工业与艺术设计系系主任吕道馨也不同意惟分数为重的观念。他举贵州学生出去和省外学生相比也不差的事实说,“用分数看他们的前途是不对的。”
对这种利益的纠缠,奚屈华的看法是,“放眼全国是不公平,着眼省内则公平。”
站在当地官方的立场上,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他这番话:从全国公平的角度来说,“高考移民”虽违反政策但得到理解和同情;从地方利益的角度来说,“高考移民”又必然受到打击以维护当地考生利益并安抚地方民心。
只要不同分数线存在,“高考移民”现象就不可能全部禁止;而因为同样的原因,当地主管部门又不可能全面放开。
争夺高地的意义远远超过争过独木桥的意义
“高考移民”和本土学生争夺的是什么?是有限的高校资源吗?
何风和他的高洋们最大的渴望是,考取更好的学校。和何风一个学校的同学夏季也认为,现在招生比例这么大,所谓“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惨烈景象不复存在,桥也好,大路也好,考试门槛之后的高地————不同学校代表不同高度————才是大家真正争夺的东西。
吕道馨也说:“高考移民的坏处是占名额,但现在名额的关系不是太大。”
无疑,扩招以来,高校的入口可谓闸门大开。以2002年为例,贵州全省考生为8．3万人,录取名额为5．3万名,录取比例达到64%,超过全国录取比例12个百分点。加上民办高等教育等形式的补充,目前基本上可以满足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
这样,争夺高地的意义远远超过争过独木桥的意义。于是,争夺高地最终考验本土教育的软肋———高中的实力。
然而,在吕道馨和奚屈华看来,高中资源恰恰无法和高校资源有效对接。
无法对接不是着眼于数量,而是着眼于素质。
吕道馨曾对基础教育等教育选题作专门调研。他说,贵州高中生毛入学率比较低,学生基数也就相对较小,录取率就高,分数线也相应下降。但录取分数不能老是往下降,分数降得多了,学生素质差了,高校培养成本就越大。
基于这样一种判断,吕道馨认为,纯粹钻空子的“高考移民”是不好的。不过,如果相关工作能得到细化,适当的“高考移民”不是不可以。况且靠禁是禁不住的。
从利益的动机出发,“高考移民”有什么好处呢?针对贵州高中教育发展的两大欠缺———资金投入和教学质量,吕道馨分析说,“移民”学生普遍比本地学生成绩好,可以促进双方的交流,还有诸如促进普通话学习等好处:另外一方面,高中是非义务教育,可以通过向省外适当招收一些学生,以收取费用来弥补当地投入的不足。目前有部分高中招不到人,如果能吸收新的生源,人多了,收费多了,资源利用提高了,这也可以降低高中的教育成本。
高校二级学院的设置和收费方式激发了吕道馨的灵感,他说,可以考虑设立二级高中,为“高考移民”找到一个合适的出口。当然,比例可以由国家控制。
吕说,不要老是看到(本土高校)是自己投入的资源,对本土学生优先是肯定的,但可以采取限制移民学生进入的条件和限制他们的报考学校、报考专业等办法。比如对投资商子女予以网开一面等。记者告诉他,这一条已经出台了。他哦了一声,然后接着说,方法很多,“关键要做过细的工作”。
限制而公开的办法还可以杜绝户籍交易的黑幕行为。
“设法将不利影响转化为好处。”“很多东西看得很简单都不好。”“什么东西都可以试试,不行明年就切断。一个政策不是非要用几十年不可,三年五年也可以。”吕道馨如是说。
当然,更多人着眼于长远的解决之道,呼吁从根本上改革整个高考制度和户籍制度。
近日,一名年轻的北京母亲在网上讲了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某省一座大城市的一对大学生夫妇四处托人,要把8岁的儿子送养给北京人。他们舍弃骨肉,只是为了孩子将来更容易考上一所好大学。
这位母亲痛切地说:“作为一个北京小学生的母亲,我想,我儿子将来是否可以进北大清华不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是我希望将来他能够生活在一个进步平等的环境里。”
“在一个不平等的环境里,做个一类大学的学生也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尽管在教育这一方面他占到了一点小便宜,但他有可能受到其他的不公正待遇。”
最后,她写道:“公平的社会是所有中国人的未来,那里也将有我儿子的未来。”(注:文中学生名字均为化名) |
